同时，将检察权定性为司法权的方案，也难以得到周全解释。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理上，监察委和一府两院都是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其接受监督的形式应趋于一致，且人大监督是监察委保持其民主正当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监察委权力受限制的重要机制，作为对公权力的监督者，监察委理应遵循民主原则，不宜把行使职权的独立性置于民主正当性基础之上(16)。
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法律未明确规定但值得探讨的监督方式 1.特定问题调查。通过权衡个案监督的各方面利弊，可以看出人大对监察委个案进行监督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如前所述，人大不宜对监察委进行个案监督，并非意味着人大亦不能对监察官实行监督。目前，各级人大要解答好如何有效监督监察委的新命题，按照法定程序，切实履行其监督职责，为监察委行使职权设定合理的界限，让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真正落实到位。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14)段鸿斌：《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监督程序之构建》，载《人大研究》2019年第2期. (15)靳海婷：《论人大监督权与监察委监察权之关系、界限与衔接》，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6)(24)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 (17)关于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优先立法地位，已有不少知名宪法学者进行了系统论证，堪称宪法学界的通说。6.对留置人大代表的许可。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权不仅在国家司法权力配置中起到枢纽性的作用，更是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派驻检察也面临着人力不足问题。因此，在民主集中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背景下，所有国家机关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均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权也不例外。检察机关具有司法运行的特征，即独立运行与中立判断。第二阶段是法律监督权的曲折发展与重建阶段。
同时，我国历来有着集中统一政权模式的政治传统，而没有三权分立的文化基础。正因如此，将检察权在组织体系与运行方式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归纳为行政化或司法化的论点，都不能完整概括检察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架构中的权力性质。
检察建议案件与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批准逮捕案件是相同的，也是同等重要的。就刑事诉讼而言，经过侦查或调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整个过程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各项程序进程中办案主体及其诉讼意见都对案件的最终裁判产生着重要影响，检察机关真正依法行使自身职权，并与其他机关的办案活动形成有效配合、制约，是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的决定性因素。综上可见，从规范和历史视角来看，我国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自1954年后，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对诉讼活动监督与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等工作正式起步。
检察权外延的变革拓宽了法律监督的空间，法律监督权配置更为全面而均衡。回答中国的检察权问题，不仅需要国际视野，追寻检察权发展变革的普遍规律，更需要历史与规范视野，挖掘中国检察权发展变革的特殊规律。推动检察权的现代化演进，不仅在于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在于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发展大局。在我国，强调检察机关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逻辑上更为融洽，既可以从宪法层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定位——找寻到依据，也可以从国家权力结构中找寻到依据。
二、变与不变：新时代检察权发展变革的实践规律 进入新时代，我国检察权发展和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检察权的动态调整频率更为频繁，检察权外延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质。具体而言，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我国的权力架构属于权力集中模式。
现代检察权的产生与发展深受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的影响，而在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中蕴含着法律监督的核心价值与运行机制。尽管理论争鸣百花齐放，却始终未能充分对中国问题给出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答案。
这种政治体制不同于三权分立体制。调研显示，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非常高，法院罪名采纳率为94.76%，法院判罚刑期在检察院量刑建议范围内的比例为96.37%。3.提升以检察建议为着力点的科学化运行 检察权能的行使方式对检察权的效果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检察机关行使实质裁断权，是基于其审前具结主导地位的结果，也是提升审前阶段与审判阶段繁简分流质效的必然要求。检察权的专业化是检察权科学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畅通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前提。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工作监督，主要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以及检查法律的实施情况，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检察机关通过员额制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基本实现了办案人员的专业化，下一步需要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巩固改革的成果。实行派驻检察+巡回检察模式可以发挥两者优势，规避两者弊端，从而强化法律监督效果。
自检察权肇始之初，检察官就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责。2018年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终确认了刑事、民事、行政与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为核心的监督格局，由此进一步拓宽了法律监督的范围。
尽管如此，检察机关围绕检察监督进行积极探索与制度创新，使得检察权监督法律实施、保证国家法制统一适用的初衷未改。检察权是他向性权力，对于被监督者而言是更高位阶的权力，因此，检察权面临着法律监督者由谁来监督的难题。
但是当前受制于司法的地方化，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旨在强化检察官责任意识和专业意识，提升司法能力，避免不应有的程序空转，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后者依法对前者予以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语境中，后者应当是定罪量刑裁判的最终权力。例如，应该将检察建议的办理纳入办案体系进行考核，在检察建议的考核上实现与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考核的同等看待，真正实现把办理检察建议作为办案看待，推进检察建议业务的专业化。
只有业务的专业化才会有检察权的独立性和科学性，而人员的专业化则是确保检察权独立、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基础，从这一角度看，专业化即职业化。与之相应的，这种实质处断权力与法院审判权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前者以法律监督权为本质基础，是检察机关以主导协商具结为前提形成的拘束法院量刑裁判活动的权力，从而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正当性、合法性。
原因在于，司法权的内涵以及司法功能的多元维度，容易使得基于不同理论背景、经验认知的学者进行差异化分析。而具体到诉讼体制和诉讼制度领域，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强化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的监督制约者地位。
在确立了检察权属于法律监督权这一基本理念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关注检察权的具体落实问题。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法则。
在尚未厘清检察权的行政与司法内核关系的前提下，不分主次的内容糅合会造成具体运作的混乱。当前，检察机关正处于恢复重建4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局之中，这一变局实际上主要是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发展，而非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的转变。而侦查权在追诉属性或是实体处分内容等方面均脱离了监督内涵，刑事案件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是相当明确的，有其本质属性，不能用法律监督一言以概括。权能则是对权力的一般性概括，是由权力所引申、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职能表现。
2.检察权运行科学化 与检察权外延调整相一致的是，检察权运行方式也朝着更加科学化方向迈进。一方面，检察机关在第一时间对证据收集、提取、固定及侦查方向提出法律意见，引导和规范侦查机关侦查取证。
这确保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诉前得到解决。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检察机关进入恢复重建时期，检察制度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而且，检察机关还建立了专门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的内设机构，在组织建设上保障了公益诉讼职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强调了对检察建议的跟踪督促，被建议单位不落实检察建议的，可以将相关情况报告上级检察院，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
